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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圖南:周總理推動人民外交活動 做好華僑工作
  • 發布時間:2019-03-18
  • 來源:中共鎮江市委統戰部
       周恩來--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十分崇敬的名字,他是一位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為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而獻身的光輝典范。
       早在20年代,我就知道周恩來同志在北伐戰爭、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以及在國共合作、黨的建設、南昌起義等革命實踐中,所做出的卓越貢獻。
       我同周恩來同志的直接接觸,是在1948年11月。當時我從國民黨統治區輾轉到了河北省平山縣,有機會首次見到我黨的各位領袖,特別是多次聆聽過周恩來同志的教誨。當時,我和先后到達解放區的胡愈之、周建人、沈茲九、吳晗、翦伯贊、劉清揚等同志,住在平山縣的李家莊,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當時叫城工部)接待,根據李維漢同志的安排,我們進行了多方面的學習,其中有唯物辯證法等,更主要的則是對解放戰爭形勢的學習,以及建國后的政權建設、城市政策、土地政策、知識分子政策、外交政策的學習。在這些學習中,周恩來同志是我們的一位主要教師。當時面臨全國解放的形勢,周恩來同志協助毛主席擔負著極其繁重的工作,但他仍然不斷抽出時間來看望我們,給我們講課。我記得常常在晚飯后,周恩來同志騎馬來到我們住的李家莊,對我們進行各種政策教育。這段時間的學習,對我們這些解放前長期在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知識分子,能夠在建國后迅速走上新政權建設的各級崗位,并擔負一定的領導工作,是很必要的。同時,我們對周恩來同志知識淵博、氣度恢宏、平易近人的美好品質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在平山縣的這段時間成為我一生中最值得回憶和紀念的時期。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于1949年2月由平山到了北平,參加了新政協籌備工作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后,我被派到西南大區,在劉伯承和鄧小平同志的直接領導下,負責西南文教委員會及文教部的工作。當時的西南,還有國民黨的殘余勢力,加上地方軍閥、地主、惡霸、“袍哥”等的影響,情況極為復雜。但由于我們貫徹了黨的正確政策,社會逐漸安定下來,新的建設事業也逐漸取得進展,如成渝鐵路在短時間內即已建成通車。在教育文化事業方面也開始建立了新的秩序,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對黨的政策也逐漸有了新的了解,并為以后的西南文教事業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在將近三年的時間里,我能在工作中取得一定的成績,可以說是與在平山受到周恩來同志的親切教導分不開的。
       
       1953年,各大行政區撤銷,我奉調回北京工作。1954年成立了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我被推舉為會長,從此有了更多的和周總理接觸的機會。
       當時,美國政府奉行敵視新中國的政策,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被更多的國家和人民所認識和了解,因此,同新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還不多。當時同我們建交的國家,主要是東歐各國和北歐的一些國家,以及我國在南亞的一些近鄰國家。西歐、非洲的多數國家都還和新中國處于未建交狀態。北美及拉丁美洲,更是與新中國鮮有來往的空白地區。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按照周總理關于在國際上廣交朋友,爭取更多的國家和人民了解中國、支持中國的一貫思想,設立了由南漢宸同志主持的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和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一道,以民間團體的形式邀請和接待世界各國經濟、貿易、文化、藝術、教育、科學技術等方面的人士,加上由張奚若同志擔任會長的專門接待各國半官方人士(議員、黨派領袖等)的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組成了新中國對外開展人民外交活動的主要力量。這樣一種格局和安排,使我們新中國的外事活動范圍不斷地擴展,新中國的影響不斷地擴大。在很多國家中交了許多在社會聲望、學術地位上很有影響的朋友。應該說,60年代以后,許多國家陸續和中國建交,是以50年代開始的人民外交活動為基礎的。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日本,雖然日本到1972年才同中國正式建交,但從50年代開始,中日兩國之間的民間交往、半官方的交往已經很有規模。除了兩國的民間貿易有相當規模外,日本的在野黨(如社會黨等)領袖,文化學術界的知名人士,絡繹不絕地到中國訪問,由我陪同去見過周總理的日本外賓數量之多,可以說超過許多國家的外賓。周總理對日本外賓所做的大量工作,影響之大、之深,是怎么評價都不過分的。例如日本形成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潮流,一些在野黨甚至將“日中邦交正常化”列為競選綱領,許多民間團體和知名人士也發起這種或那種促進中日建交的集會和活動。正是在這種“以民促官”的形勢下,日本執政的自民黨不得不逐步調整對華政策,最后終于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在回顧這段往事時,了解和熟悉這些情況的人,誰都不會忘記周總理20多年勛勞卓著的工作。
       周恩來總理在推動人民外交活動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指導思想,這就是要做好在國外的華僑工作。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國外僑胞一旦成為所在國的公民,就應該尊重并服從當地的法律,和當地人民友好相處,同時又是中國的親戚。周總理用通俗的話解釋說,華僑一旦成為所在國的公民,就象嫁出去的女兒一樣,成了婆家的人,應該和新家中的人友好和睦相處。同時,也是中國的親戚,應該成為兩國間友好交往的紐帶。對于在解放初期跑到國外去的人,不要把他們看成“白華”,還是要教育和爭取他們。用周總理后來的話說,這叫做愛國不分先后。
周總理在從事繁忙的政府外交公務的同時,時刻想著人民外交這一途徑。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在各種會議、雙邊、多邊會談的空隙時間里,他還邀請了著名的電影藝術家卓別林到他的住處做客,希望卓別林能親眼看看解放了的新中國。隨即指示我們,以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的名義向卓別林發出正式邀請。后來,由我署名向卓別林發出了一封信,并得到他的回信,感謝我們的邀請,但是由于他對中國在認識上和他處境上的原因,未能訪問新中國。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卓別林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產生的電影藝術家,但從我見到的周總理在日內瓦會見卓別林的報道和記錄上看,周總理始終是把他作為一個文化界的名人、一個朋友對待的。

       周總理除了指導我們把一些外國朋友請進來以外,也鼓勵我們“走出去”。從50年代開始到60年代中,以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名義派出訪問的代表團有上百個。除了當時的美國政府奉行敵視中國的政策,拒絕我們入境外,中國的文化藝術、科技教育界的有影響的人士,幾乎沒有停止對外的交往,足跡所至,遍及五大洲。
我個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對拉丁美洲的兩次出訪。第一次是1956年8月至12月對南美的智利、阿根廷、烏拉圭、巴西等四國的訪問。當時,正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對斯大林和個人迷信的反思和批判,有不少人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疑問或困惑。不少朋友在想,中國是什么樣子?中國的命運如何?就是在這樣一種國際環境中,在中國按中共八大的方針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工程即將開始之際,在周總理親自關懷下,我們籌組了一個有近百人的中國藝術代表團,出訪南美。藝術團的成員,多數是在國內享有聲譽的藝術家。由藝術上很有修養,抗戰期間在昆明,解放后在北京曾和我一起工作過的趙渢同志擔任藝術指導。藝術團成員中,京劇界有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張云溪、張春華等,音樂界有劉淑芳、魏啟賢、王鐵錘等等。這樣一個陣容整齊的藝術團,是在周總理的關懷和指導下組織起來的。對出國演出的節目,對舞臺布景和燈光色彩,周總理都親自審查并作了極為重要的指示。藝術團臨出國,周總理接見全團的同志,并和我們率團出國的幾位同志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周總理給我們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勉勵我們多交朋友,多談文化,多宣傳新中國的發展。但是也告訴我們,不要強加于人,特別是對中國還有這樣那樣疑慮的各國官方,要體諒他們。當時,我國和南美各國還沒有建交,在南美各國還有國民黨政府的“使館”,周總理指示,對他們也要區別對待,在私下可以和他們有間接的、個人的接觸。此外,周總理還通過外交途徑,請印度和南斯拉夫在南美的使館在我們出訪時予以關照。對在南美的華僑,周總理指示我們,更要深入細致地多做工作,讓他們感到一個新的中國誕生,對海外的華僑是一種支持和鼓舞。要特別注意做好上層僑界領袖的工作,逐步使他們對新中國有正確的認識,逐步擺脫國民黨政府的控制和影響。總之,周總理勉勵我們,要走出去,要向南美各國人民介紹一個新的中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新的形象。

       就這樣,中國藝術代表團帶著周總理殷切的期望和囑托,經莫斯科和布拉格,轉道瑞士換乘飛機到了南美。1956年8月1日我們離開北京時,正值盛夏;8月上旬到南美時,適逢隆冬。我們全團同志到了一個相當陌生的地方。在南美訪問的第一個國家是智利。選擇智利作為我們出訪的第一站的原因是,在智利,我們已交往了較多的朋友,象社會黨的領袖阿連德(后當選為智利總統),享有世界聲譽的著名詩人聶魯達、畫家萬徒勒里等人。阿連德先生到機場迎接我們,并親自驅車把我們送到美麗的圣地亞哥市中心的旅館。我們在智利的第一次活動是全團向智利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驅者奧希金斯的銅像獻花圈,表明了我們對智利人民、對智利民族感情的尊重。當時我們這樣一件看來很普通的活動,卻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它使國民黨政府“使館”所散布的我們此行的目的是“顛覆”,是“革命輸出”等謠言不攻自破,使很多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有疑慮、對中國還不了解的智利朋友,開始重新認識我們,重新認識中國。
       在演出之前,我們禮貌性地向智利官方發出了邀請。但智利官方對什么人出席開幕式,始終閃爍其詞。看來,要在智利接待一個從新中國來的代表團,智利政府不會不受到各方面的壓力。一直到演出開始之前,智利朋友才告訴我們,智利總統伊巴涅斯和夫人將出席我們演出的開幕式。不久,智利國家劇場的燈光一齊亮了起來,總統出現在政府的包廂中。總統懷著巨大的興致,觀看了中國古典的京劇演出。在演出后他還參加了慶祝首場演出成功的酒會,表示祝賀,并和我交談。同時,總統還下令廣播和報道這一消息。
當時,我個人的感受是很多的,我們在南美的第一次訪問演出活動是成功的,中國文化的魅力和全世界人民希望了解新中國的愿望是什么力量也封鎖不住的。周總理號召我們“走出去”,是有預見性和戰略性眼光的。我們終于走出去了!

       由于周總理的關照,我們特別注重對當地華僑的接觸和交往。當時國民黨政府“使館”千方百計阻撓當地華僑和我們接觸。但是,由于我們近百人的藝術演出團的影響,不少華僑終于沖破了重重阻撓和封鎖,有的買票來看戲,有的參加我們組織的宴會、茶會和各種會見等等。通過這些活動,使他們對長期隔絕了的祖國有了了解,進一步激發了愛國熱情。有的華僑在我們住宿的旅館,自己訂了房間,在我們的住房附近日夜輪班守護,防止有人向我們搗亂。
       在阿根廷,我們的首場演出是在阿根廷甚至在南美洲首屈一指的最豪華的科隆大戲院,引起了很大的轟動。阿根廷教育部長接見藝術團的部分領導人,表示感謝和祝賀。我們在阿根廷重點接觸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僑領李玉堂先生。李老先生早年支持過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后來在南美定居,他采用鄉長或家長的辦法,資助到南美,特別是阿根廷的華僑青年,幫助他們就業,求學,乃至成家立業。他還注重興辦教育,自己擔任不少學校的校董之類的職務。他的學生不僅遍及僑界,而且在阿根廷政府的高級官員、政府部長、國會議員中也有不少是他的門生弟子。由于歷史的因緣,國民黨政府駐阿根廷的“大使”也對李玉堂先生執弟子禮。我和代表團的一些同志多次去李玉堂先生家中看望,并多次邀他觀看演出,參加我們的各種活動,他親眼看見了我們新中國的藝術使者在當地朝野引起的轟動,使他感到作為中國人的光榮和自豪,深深地體會到,有強大的祖國作為后盾,他們才能在僑居地更好地生存和發展。當時我們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及其獲得的成果,正是體現了周總理在國內外統一戰線工作的戰略思想。
       當時,我國在南美尚無外交機構,我們近百人的大型代表團,要在各方面開展工作,確有困難。由于有周總理的關照,南斯拉夫和印度駐南美的使館給我們以種種協助和方便。例如,協助我們向駐在國申請辦理簽證,還為藝術團的領導人爭取到外交簽證。此外,南斯拉夫和印度駐南美的使館,向我們介紹當地情況,介紹當地必要接觸的一些朋友,為我們提供向北京通訊聯絡的方便等。特別是當時在南美任職的印度大使賴嘉文先生,他在任印度駐華大使時,和我有過接觸,舊友重逢倍感親切。他甚至以印度大使館的名義破例為我們1中國藝術團舉行招待酒會,介紹我們和一些尚未與中國建交的國家駐南美的使節接觸,介紹我們和美國記者接觸,并介紹我們和一些美國朋友交往。這些事情已經過去30多年了,但每當回想起當時的情景,總是不能忘記周總理的這些周到細致的安排。
       另一次使我難忘的是1961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古巴之行。當時,古巴人民剛剛粉碎一次外來的軍事入侵,我們應邀去古巴作友好訪問。這次出訪活動,有慶祝古巴人民取得勝利的意義,也有著當時的國際形勢的背景。所以,周總理對出訪的中國人民友好代表團非常重視,非常關心,從活動的指導方針,到出訪的交通安排,都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懷。當時古巴和美國的戰爭狀態還沒有結束,美國對古巴還持敵對態度,其中包括對水路和空中交通的封鎖。周總理在我們出訪前接見代表團全體同志,談到活動方針以后,還專門交代我們,盡快趕到捷克,到布拉格后,請駐捷大使曹瑛同志協助安排飛往古巴的事宜。周總理從安全的角度關照我們,要我們盡量爭取坐荷蘭皇家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機或斯堪的納維亞航空公司的班機,避免坐古巴航空公司的班機。
我們于4月24日離開北京,趕到布拉格時,已是4月26日了。在曹瑛同志的安排下,我們和在布拉格的各西方國家航空公司進行了接洽,了解到由于古巴和美國的敵對狀態,各航空公司飛往古巴哈瓦那的航班均已停飛,只有荷蘭的航空公司表示愿考慮為我們臨時安排一架包機飛往哈瓦那,但也表示還要同在荷蘭的公司總部和政府聯系,要到4月28日才能給我們答復。到了4月28日下午,荷蘭航空公司方面正式答復我們,他們無法安排飛往哈瓦那的包機了,并表示歉意。顯然,是當時的美國和古巴間敵對的關系,使該公司被迫放棄了這一次飛行業務。這樣,離“五一”勞動節只有兩天多的時間了,我們還滯留在布拉格,曹瑛大使和我們代表團的同志都十分焦急。經了解,“五一”節前,飛往哈瓦那的班機只有古巴航空公司的一次航班了,起飛時間是4月30日。由于時差和通過國際日期變更線的關系,可以在4月30日趕到古巴。但能否乘坐這次航班,要和國內聯系,要請示周總理。這樣曹瑛大使向國內作了報告,并很快得到周總理的批示:同意我們乘坐古巴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往古巴。并指示我們,把一切文字材料,乃至個人的筆記本都留在布拉格。就是在這樣緊張的時刻,周總理也沒有忘記向代表團的全體同志表示問候和關心。于是,我們立即同古巴方面聯系,在班機已滿員的情況下,古巴方面做了特殊的安排,我們代表團的全體同志終于在4月30日搭乘古巴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往哈瓦那,并在次日--在慶祝盛大的“五一”勞動節的集會上,出現在哈瓦那“七·二六”廣場慶祝會的主席臺上,向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等表達了中國人民對古巴人民取得勝利的祝賀。這以后,我們參觀了古隆灘彈痕累累的戰地,訪問了古巴的六個省區和松樹島,轉達中國人民對英雄的古巴人民的祝賀和深厚友誼。

       我回顧這些往事的時候,總是感到周總理是我們社會主義新中國新型外交事業的奠基人。50年代中期,在第一次日內瓦會議之后,周總理就對我們說過,要辦好新中國的外交,要辦成一種新型的外交。他還說過,以前我們的外交工作,只有蘇聯的經驗可供學習。但是,蘇聯當時的外交領導人,雖然講求堅持原則,但不夠靈活,過于拘謹和呆板。我們新中國的外交,應該有新的局面。
       正是由于周總理的倡導,新中國的外交,在世界上以一種新的格局、新的風格出現。這其中,人民外交的思想,人民外交的活動方式,是在周總理指導下的一種創造。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中國的各民間團體,廣泛地和世界各國從官方到文化藝術、科技、經濟、貿易、宗教等各種階層,各種社會背景的人士交往。這種多層次、多方面、多渠道的交往,是周總理人民外交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十年動亂之前,我國的人民外交工作,已有相當的規模和進展。1965年,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改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我繼續擔任會長。此外,60年代初又先后成立了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和中國非洲人民友好協會,進一步開展對亞、非、拉各國的民間交往工作。為適應這方面工作的需要,60年代初還組建了東方歌舞團。陳毅副總理還在東方歌舞團建團慶祝會上,號召全團向亞、非、拉各國人民學習,擴大中國和這些國家的文化藝術交往。60年代中期,西歐、非洲的許多國家陸續和中國建交,周總理親自出訪非洲各國,提出“尋求友誼,尋求知識,尋求了解”的方針,在非洲朝野,廣泛地開展了工作。當時我們正從三年經濟困難中復蘇,看到中國國際交往中的這些發展和進步,我和許多在外事部門工作的同志一樣,感到鼓舞,并為自己能在周總理、陳毅副總理領導下工作,感到欣慰。我們真正感到“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多年來,在外事部門工作的同志之間,關系是融洽的。從領導方面來說,周總理在戰略上的高瞻遠矚,在具體工作上的周到細致,對同志們的關心體貼,都給每個同志留下美好的記憶。陳毅副總理的豪放爽朗,待人誠懇,在工作上的嚴肅認真中不乏幽默,使人感到在陳總領導下工作,簡直是一種享受。此外,廖承志、王稼祥、章漢夫等同志都以他們的遠見卓識和過人的才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經常欣慰地想到,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為我們建立了一支多么好的外事隊伍!
       可惜,“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一伙煽起邪風,對長期從事外事工作的許多老同志肆意攻擊,把一些同志打成“黑幫”、“特務”、“走資派”,橫加批判揪斗,企圖將長期以來周總理和陳毅同志所培植起來的外交隊伍搞垮。周總理在當時極為復雜和困難的條件下,總是千方百計地保護干部。我曾多次參加周總理接見外事口“造反派”和領導干部的會議。當時所謂的“造反派”,火氣很旺,有時當著周總理的面,對一些領導干部說話很不客氣。但是我看到周總理總是十分從容,耐心地對“造反派”予以說服規勸。從當時的環境和策略來說,總理這樣做使“造反派”和處于被揪斗、靠邊站的領導干部之間的關系,不至于更激化,乃至于更有利于保護這些老同志、老干部。
       我還記得有這樣幾件事。一件是1967年夏天,某國的幾位重要外賓要到我國南方訪問,按原定計劃由我陪同。但臨行時,一些“造反派”節外生枝,以種種借口不許我陪同前往,結果,外賓在中方無主要負責人陪同的情況下離開了北京。我被留下,說是要接受批判。一些同志立即將此事報告了總理辦公室。答復是,周總理連續操勞了幾十個小時,剛吃了安眠藥睡下,總理辦公室的同志實在不忍心叫醒總理,但答應在周總理醒來后,立即向他報告這一情況。大約過了六個多小時,總理辦公室打電話傳達周總理的指示:讓我立即乘飛機趕赴外地,繼續陪同外賓參觀訪問。同時,周總理還對“造反派”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希望他們以中國和各國人民的友誼為重。我當時的感觸是很多的,一方面感到,連這些事都要驚動總理,深感不安,另一方面,體會到總理用這樣的方式又一次關心到我的處境和我的工作。
       另一件事是1967年冬天,按照中國和北非一些國家過去商定的文化交流協議,將派出一個演出團到北非訪問演出。決定派出的演出團由濟南軍區長期做了準備的“前衛”歌舞團籌組。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文藝組的一些人對這次出訪橫加干涉,千方百計進行刁難。致使濟南軍區負責這項工作的幾位同志都感到很憋氣。“文藝組”的所謂負責人一再指責演出的節目是“封、資、修”的內容,不同意出國。最后,他們提出,一定要周總理親自來審查節目。我們都深知總理的辛勞和任務繁巨,不忍心再打攪總理,我們當時心里很清楚,這樣做實際上是有人要折磨總理,想拖垮總理。但他們一再無理取鬧,只得據實報告了總理。
       最后,總理終于過問此事了。總理在一天的深夜,接見演出團的同志,并通知“文藝組”的負責人也到場一同審查。我們一直等到午夜12點以后,周總理才來到人民大會堂三樓小禮堂。總理一到,就說明,午夜2時以后,還有重要事情處理。給我們的時間很有限,只能抽看幾個節目。看完以后,總理對“文藝組”的人說,聽說你們對拿出去的演出節目有意見,我看可以先讓他們出去嘛,讓當地的人民去鑒別,去評判嘛,讓他們出去履行協議,對我國的國際影響有好處。演出是好是壞,我們也可以總結經驗。這樣“文藝組”的人無話可說了,問題最終得到解決,“前衛”歌舞團如期出國訪問。
       以后,康生一伙,趁周總理出訪的機會,宣布將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解散,從此對外文化友好協會停止了一切外事活動。我和當時的許多同志一樣,被列為“群眾專政”對象,并和我的老伴一起下放到“五七干校”。后來,還是由于周總理的關懷,我才于1970年秋,回到北京。但是,仍然沒有安排工作,用當時的話來說,叫“掛起來”。
       70年代初,中美關系的僵局打開了。接著,中日兩國也在新的基礎上建立了外交關系。由于周總理的安排,中國又開始了人民外交的各種活動。1973年4月至5月,決定派遣以廖承志同志為團長的中國人民友好代表團訪日。當時周總理提出了一個口號,叫“不忘老朋友,廣交新朋友”。我體會,這里面的含義是很深的。“不忘老朋友”,意味著,我國過去和日本民間有來往的文化界、藝術界、貿易界、體育界的許多知名人士,又可以重新和日本各界人士交往。這在當時,對那些多年來處于“被審查”、“靠邊站”的同志來說,無疑也是一種政治地位和處境的改善。因此代表團的成員是相當廣泛的,除了在日本享有盛譽的廖承志夫婦外,還有張香山、馬純古、華羅庚、榮毅仁、王蕓生、謝冰心、孫平化等老同志,以及李季、古元、陳祖德、鄭鳳榮、戚烈云這樣一些在中國文化和體育界有過貢獻的較年輕的同志。周總理安排我擔任代表團的副團長。這是我出訪活動中,由周總理親自安排的最后一次。
       周總理對這次派團訪日是十分重視的,對代表團組成的安排,既考慮了對日工作的需要,又充分體現了對老同志,對文藝界、體育界、經濟界、民主黨派成員的關照。我們離京時,還安排了當時剛剛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副總理為我們送行。回國后,剛下飛機就立即被接往人民大會堂,周總理親切會見了代表團的全體成員,聽取匯報。在這一點上,當時周總理把人民外交活動的恢復,和對一批老同志的政治上的關懷,做了十分巧妙的安排,真可以說得上是苦心孤詣,匠心獨運。我記得王蕓生同志對周總理的這些安排和考慮,同我有多次長談,談到總理對他本人,對我們這一代人的關心,使他十分激動。
       這次訪日活動是相當成功的。我們訪問日本時,廖承志同志留在東京、京都、大阪一帶活動,其他同志則分派到日本全國各地活動,北到北海道,南到沖繩島,西到新澤,東到仙臺。既訪問了老朋友,也廣交了新朋友。我們的訪問在日本的朝野引起很大的轟動,一時成了日本輿論的中心話題。我們在日本各地受到對中國懷著真正友好感情的朋友的真誠接待,形成了對中國友好的熱潮,使我們再一次感受到由周總理倡導的人民外交活動的巨大力量。
       可惜的是,在這以后,除了1973年及1974年的國慶招待會外,我再也沒機會見到周總理了。周總理逝世后,我和許多同志一起走進北京醫院的吊唁大廳,向睡臥在花叢中的敬愛的總理告別,我們的悲憤,我們的憂慮,再也難于壓抑,并匯進了人民群眾懷念總理的悲痛的洪流。
       今天,我們國家對外實行開放政策,國際交往規模比過去大了許多倍。我認為這正是周總理人民外交思想在新時期的發展和延續。中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更高的姿態走向世界。從我和周總理很有限的接觸中,感到他是一個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而且對我們這個時代、這個世界有充分了解的政洽家。他所倡導的人民外交的思想和實踐、乃至對外交往的風格,都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為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人寶貴的精神財富,成為中國政治和外交史上的永垂不朽的豐碑!
       《我們的周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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